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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)
贵州丹寨县的深山里,有一处占地180平方公里的矿区。
这里几乎没有人烟,疯长的野草将一栋栋破旧的老厂房包围起来。
每当夜幕降临,还能听见若隐若现的铃铛声,不禁让人“毛骨悚然”......
其实以前这片矿区不是这样的,它曾是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的汞矿之一。
建国后进去的技术人员纷纷在里面成家立业,成了当地寨子中最为繁华的地带。
只不过在1991年时,因资源枯竭矿区被废为了遗址,职场工人包括家属近2万人逐渐离开了此地......
59岁的杨世贵作为第二代工人,正好赶上了转折点。
因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、难以谋生,最终他选择了留在大山深处,成为两个仅剩的“守矿人”之一。
然而废弃矿区里的生活,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料,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故事,也只不过是当代工人中的一个缩影罢了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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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贵州丹寨县城往东南,顺着窄窄的石子路,经过半小时的车程,看见前方两根耸立的老烟囱和一片苏式建筑,就到了汞矿遗址。
丹寨矿区始建于20世纪40年代,南北长36公里、东西宽5公里,占地面积约180平方公里,总共有上百个矿洞。
自上世纪90年代废弃后,这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办公室的走廊格外潮湿和昏暗,不时散发出浓烈的腐木味,59岁的杨世贵端着前天的剩饭,蹲在墙角处敲打着铁盆。
没过一会,一只灰鹅从门外走进来,垂下脖子开始进食。
去年杨世贵买了两只鹅,一只在夏天得瘟疫死了,剩下的这只成了他在矿区里少有的伙伴。
其实以前这里特别繁华,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,最多时达到了2万人。
到了夜晚,每隔50米就有双排路灯,800人的剧院,只要有电影和表演每场都会坐满人。
不过到了90年代中后期,下岗职工问题开始突显,有些工人被迫下岗,有些分流到了别处,还有些像杨世贵一样守在了“老地方”。
一个又一个家庭聚少离多,走着走着可能就散了......
杨世贵生于矿区、长于矿区也老于矿区,他常说:“我就像那逐渐残破的厂房一样,会随着时间慢慢消逝在这里”。
杨世贵是1987年进厂的,当时23岁,算下来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36年了。
他的父亲曾是汞矿里的一名爆破工人,每天都会走几千个台阶到井下打眼泡、放炸药。
而这里80%的工人都是像他一样的矿二代,很多人是靠着父母的关系,才得以进矿区工作的。
“那时人人都想进汞矿,有城市户口,待遇好,周边寨子的姑娘都想嫁过来”。
据杨世贵所说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汞矿收入最好的时期,他没赶上那个时候,22岁考试时,已经是矿里组织的最后一批。
后来他被分到了锅炉冶炼车间做锅炉工,不断往炉子里添加燃料,让温度保持在450-800℃,就这样在蒸笼一样的车间里工作8小时。
收成最好的时候,他能拿到一百块钱的工资和8毛钱的高温补贴。
“其实从那时起,资源就已经逐渐枯竭了,1991年才正式宣布了停产”。
紧接着,全矿的生产都停了,很多工人都被迫下岗了,杨世贵的车间靠着从外面进来的原材料勉强维生着,收入比之前少了一大半。
2019年春节,儿子带着他去丹寨县城的电影院,他无意间看到了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但他没有看成,因为儿子想看《流浪地球》。
有人问杨世贵:“你后悔在深山守矿吗”?
他说:“我为什么要后悔?我应该感到骄傲才对”。
职工下岗是改革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,没有这个过程,国有企业就无法摆脱困难,更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。
虽然分流会给部分职工带来暂时的困难,但从根本上来说,这是前进中的问题,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。
而像杨世贵一样,为国家政策作出“牺牲”,又默默守在“老地方”的工人,又何尝不是为国家守住一方回忆的净土呢?
但他总觉得矿区是国家的,无论怎样都要有一份希望。
1993年,通过媒人的介绍,杨世贵和邻寨的刘阿莲结了婚。
此时的杨世贵30多岁,或许属于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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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世贵的父母退休后在汞矿附近开了一家小卖铺,母亲把它交给了儿媳妇经营,每月有不到300元的收入。
杨世贵除了留下吃饭的钱,剩下的也全都交给刘阿莲。
然而这份感情刘阿莲和她的家人并不看好,汞矿也在这个深山里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
很多矿二代离开了这里,他们散落在全国各地谋生,大部分都在广东深圳、中山、珠海落户,也有少部分留在了长三角,总之都比汞矿工人挣得多。
“刘阿莲的嫂子天天骂我没用,可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富起来”。
有天晚上他在车间工作到很晚,回家后想让妻子买些肉回来做,妻子没有动,只告诉他没有钱了。
“昨天我刚给了你钱”,见妻子没说话,杨世贵也没再说下去,他从不跟她吵架,但也感觉得出这份感情在慢慢变淡。
没过多久,汞矿开始进行“人员分流”,大部分人会被分配到贵州省的其他矿区工作。
杨世贵说:“当时我特别想要这次机会,说不定我出去了妻子和她家人才能看得起我”。
然而结果并没有如他所愿,人员分流名单下发到车间时,他反复看了好几遍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,他去办公室问,才得知一家只有一个分流名额。
由于杨世贵的大哥资历和工龄更高,所以名额自然就给了他。
1995年,刘阿莲离开了。
她留下一张纸条,上面仅仅写了6个字:“我出去打工了”,那个时候没有电话,她走后也从未给家里写过信。
后来据杨世贵回忆说,妻子总共回来了3次。
第一次是1996年,他的父亲去世;第二次是1997年,妻子回来看孩子;第三次是1998年,妻子提出了离婚。
那天下了很大的雪,杨世贵抱着4岁的儿子站在门口:
“孩子还这么小,你真的想好了吗”?
见刘阿莲态度坚决,他只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名字,从那之后家里就剩下了他和儿子。
此后的3个月里,汞矿的分流人员也逐渐搬离了矿区,很多工友离开前都去车间给杨世贵打了招呼。
后来矿区里剩下的人也都搬去了县城,喧嚣了半个世纪的丹寨汞矿,终于在1998年陷入了沉寂..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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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世贵至今还记得,五六年前的那个下午,他在办公楼前遇到了女演员汤唯。
他并不认识汤唯,也没听说过这个名字,但他乐于聊天:
“你们要在这里拍电影吗?什么时候能看”?
汤唯说:“不知道,拍完要过审,过审可能需要半年,也可能需要一两年”。
“到时候能在电影频道看到吗”?
“当然能”。
汤唯也问了杨世贵很多关于矿区的生活:
“您在这里一个人守矿区还习惯吗?这里好玩吗”?
“不好玩”。
“为什么”?
“哪里都好,就是太孤单了”。
当时,汤唯在拍《地球最后的夜晚》,剧组在矿区驻扎了3个月。
那段时间杨世贵每天都在期盼:“电影里的汞矿会是什么样子的呢”?